记者 陈瑾 校园记者 何依蔓 李昱崴 校园摄影记者 魏晞

巴西空难、新疆地震、武汉洪水、天津8·12大爆炸、凶杀、暴力……98%的新闻都包含创伤性内容。那么，媒体如何避免对受访者造成二次创伤？媒体应该如何帮助受难群体“疗伤”？媒体自身又有哪些“疗伤”的途径？

12月6日，传播与设计学院“海外教授讲习月”现场迎来了达特亚太中心的执行主任Cait McMahon博士。她是目前世界唯一一位全职做“新闻与创伤研究”的心理学者，也是最早关注该领域的心理学者之一。在短短三天的分享中，她为我们揭开了一场双向“疗伤”的学术盛宴。

避免二次创伤：媒体要道德、敏感和准确

心理创伤是指人们经历了自然灾害、性侵犯、暴力等意外或者威胁性事件之后的心理回应，会击碎人们的安全感和自我认知。因此，面对受过心理创伤的受访者，记者要格外敏感。

Vanessa Robinson因故障的燃气加温器失去了两个儿子。然而，她经历的不仅仅是丧子之痛，还有紧随其后的媒介审判。从此，Vanessa再也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对待像Vanessa Robinson这样经受心理创伤的当事人，全世界记者都在探索同样的问题：记者应该如何避免二次创伤？

McMahon博士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媒体的支持者和心理学家的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和媒体的作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要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让心理创伤痊愈。”因此，她经常教育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们和记者合作，帮助记者道德地，准确地，敏感地面对受创伤的采访对象，帮助受访者讲出他们的故事，面对内心的创伤。

对于避免二次创伤，达特亚太中心总结了几点“DOs”和“DON’Ts”：

采访过程中，幸存者往往成了“被弱势者”。记者需要调整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更充分地与受访者沟通，“把权利（控制权）还给受访者”。比如，“你想要在哪里接受采访？”、“如果采访让你觉得不适，可以示意我停下来。”等等。在处理这种权利不对等的问题上，“在正式印制前，给创伤报道的受访者看稿子，也是对他们的馈赠。”

媒体要学会自己“疗伤”

与受害者不同，记者需要持续接触创伤事件。这样的职业选择既增强了记者在创伤事件中的能动性，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接触创伤性事件的机会。

1988年到1994年，McMahon博士在澳大利亚首都墨尔本的《时代报》担任专业心理咨询顾问，开始观察记者的心理创伤。进入媒体之初，一位记者的故事让她更加坚定了研究的方向。

小镇的农场发生了一次爆炸，编辑让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记者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记者开车到了农场，看到到处都是炸碎的身体残肢。多年过去了，他无法再开车经过同样的路。他的女朋友住得离那个出事的农场非常近。原本，他直达女朋友家只需两公里的车程。但是，他选择绕20多公里路，避开农场附近的那条路。

为了增进媒体从业者对心理创伤的认知，早在12年前，McMahon博士就创建了达特亚太中心，致力于为媒体从业者和新闻专业的学习者提供关于一个心理创伤的教育平台和一个分析、讨论创伤报道战略的专业论坛；同时，创建和维持新闻专业人员、临床医生和学术研究人员的跨学科合作和沟通。

记者应该如何“疗伤”？

首先，记者要学会解读你自己压力状态下的身体反应，随时牢记记者的职责和使命，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不要让自己沉浸在低落的情绪中。

课堂上，McMahon博士让同学们都站起来，做激烈的运动，练习“333呼吸法”，也就是花3秒把空气吸入腹腔，再把把空气维持在腹腔3秒，最后用3秒把空气呼出。反复几次，气喘吁吁的同学们就能够把心跳和呼吸稳定下来了。而“333呼吸法”正是情绪管理的“良方”。

在澳大利亚，同辈支持的方法也是被极力推崇的。达特中心研究表明，受到创伤的人，在机构内没有获得或者获得较差支持，会表现出更多的创伤后压力反应。McMahon博士打着数钱的手势，“不正确应对员工的创伤和其他心理问题会让他们失去宝贵的资产。”编辑室及其他主管要让记者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充满关怀的新闻室工作。编辑室举办新闻与创伤相关的工作坊，可以帮助记者处理在采访创伤事件后的潜在问题。

中国媒体：别忘了给社会“疗伤”

救灾的官兵、医生、视察的领导和痛哭的幸存者，是中国的灾难与创伤报道中常见的元素。

就McMahon博士对中国灾难与创伤报道的了解，中国媒体忽略了自己社区沟通和帮助整个受灾群体疗伤的职能，“了解相似的人的故事，是人们找到归属感的方法。”包括告知和教育大众应该如何从悲剧的恢复、他们可以从哪里获得帮助以及有没有跟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对难关。

故事不能仅仅是故事。除了告知和教育，媒体的最终使命还是要为和谐、安全、平等的社会做贡献。在故事过后，媒体需要去了解天灾人祸发生的原因，了解社会各界预防创伤性事件做出的种种努力。“让人们获得安全感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会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