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青年师生筹集资金为国捐献“广州大学号”战斗机（图片由AI辅助生成）

本报记者 郑巧蓉 见习记者 李臻

编者按：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这是一个致敬铁血军魂、铭记英雄岁月的庄严时刻。回望烽火岁月，广州以其深厚的革命底蕴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华南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在那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广州青年挺身而出，用热血撑起了华南抗战的脊梁。《烽火青春：漫话广州青年抗战风云》以“我们的声援，就是力量”为开篇，生动记录了无数广州青年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的动人篇章。

九一八事变后广州青年救亡行动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广州学界迅速响应。9月24日，广州市高校万余学生在中山大学召开抗日救国示威大会，成立全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涌上街头示威游行，万人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0月，中山大学举办国难宣传周，学校师生组成宣传小队奔赴粤地十余市县，呼吁民众抗日救亡。

10月10日，士兵罗耀廷发现永汉路新世界洋货店仍在售卖日货，据理争辩却遭店员诬陷、警察逮捕。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包围警局，烧毁日货。永汉路警察分局局长竟下令向人群开枪，酿成“永汉路惨案”，数十人死伤、百余人被捕。次日，学生高举遇害者血衣上街请愿，要求严惩凶手。

11月4日，江桥抗战打响，中山大学第一时间致电前线，表示“誓为后盾”，并成立募捐委员会，向社会发动捐款支援抗日。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抗日示威大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并向当局请愿，要求训练学生义勇军，用青春热血捍卫国家主权。江桥抗战虽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却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广大青年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

文艺战线同样激荡人心。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培正中学教师陈黄光写下被誉为当时广东的“第一首好歌”的抗战名曲——《奋起救国》，“暴政凭凌，破坏远东和平……宁战死不为奴隶忍辱偷生！”歌声字字铿锵、唱遍广州、传至全国。

与此同时，广州左翼文化人士与青年学生以文艺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3月，在上海革命文化运动影响下，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取得联系后，近百名进步文化团体成员在黄花岗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

广州“文总”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打破了广州沉闷的政治局面，抗日救亡呼声空前高涨，也因此成为军阀政府重点监控对象。广州“文总”六烈士——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被捕，在酷刑前坚贞不屈，于8月1日被杀害于红花岗，最年轻的凌伯骥仅19岁。广州“文总”活动虽不足一年，却在团结教育青年、唤起民众抗战意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1936年广州重建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一二·九运动中的广州师生

1935年冬，华北局势危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剧民族危机。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迅速传到广州，校园的平静被瞬间打破。

此时，中共党员王均予已抵达广州，与中山大学钱兴、勷勤大学邱萃藻等进步学生取得联系，秘密组建中国青年同盟。与此同时，中大教授何思敬指导成立革命组织“突进社”，校内还有马列主义行动团等秘密组织。这些团体通过组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推动青年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12月11日，中大学生率先召开抗日大会。次日，游行队伍冲出校门，各校师生纷纷加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响彻羊城，揭开了广东一二·九运动的序幕。12月31日，第二次抗日示威游行前夕，校方封锁学校，进步学生仍拉起横幅冲破阻拦，与数千群众汇成游行队伍，向政府请愿，直至深夜。1936年1月9日，第三次大规模抗日示威爆发。万余名学生及市民、工人聚集在长堤新填地广场，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通电全国号召抗日救亡。此次游行组织有序、指挥统一，标志着广州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集中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在广雅中学，进步学生以组建的“行社”读书会为核心力量，成为凝聚爱国师生、传递抗日火种的重要阵地。1936年1月9日，“行社”成员以“乱钟”为号集合队伍冲出校门，参与抗日示威大游行。返校后，师生们在大礼堂举行宣誓大会。为了摆脱国民党广东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措施，

后续，“行社”成员不断加强与广州市“地下学联”及各校联络，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生力量。

广州城抗日救亡献金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广东一度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1938年，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消息传到广东，瞬间点燃南粤爱国热情。为响应“保卫武汉、保卫广东”的号召，广州决定于8月13日起，发起为期7天的八一三献金运动。

中共广东省委派出大批党员参与领导，深入工厂、市区及近郊开展宣传动员。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建32个战时工作队、200余名队员，奔赴全省90多个市县开展宣传。中共广州市委在学生中组织25个宣传队和26个募捐队，以演讲、歌咏、戏剧等形式发动市民献金，使献金运动真正成为一次全民总动员。

8月13日，广州6座献金台矗立于六二三路、中央公园等繁华地段。军政界带头献金，首日便募得50万元。当晚，全市举行献金大游行，文学家郭沫若与青年学生作为主力走在队伍前列，疾声高呼“到献金台去！”“保卫大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月15日，广州最繁华的闹市区——西濠口举办献金大会。献金台前，摩登女郎、街边小贩、码头苦力、人力车夫争先捐款。擦鞋儿童吴威定在烈日下奔波四天，卖力擦鞋，累计献金上百次——正是广州青年深入发动群众的生动写照。青年张尚仁将珍藏九年、走遍全球获得的百余枚纪念章全部献出：“献出纪念章，就是献出我的一切，献出中国青年的精神。”

八一三献金运动共募得款项超百万元，不仅支援了抗战前线，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动员，凝聚起不可撼动的爱国力量。

广州大学捐金献战机

1938年10月，战火蔓延，广州沦陷。私立广州大学举校七度迁徙，却未曾挫败师生的爱国信念。他们在战火中一边坚持办学，一边积极投身宣传募捐、慰劳前线将士等救国运动。

1941年，国民政府向广州大学下达募集抗战建国储金2000元额度的任务。师生们报国心切，迅速完成任务后仍继续动员民众捐款，最后募集总额高达50余万元，募捐总额居全国各大学之冠。更令人动容的是，在办学经费极度匮乏、学生本可领取国家公费救济金的情况下，广州大学学子不但没有领取这笔关乎生存的国家公费救济金，反而节衣缩食，踊跃募捐，以此减轻国家抗战的经济压力。

1944年，迁至韶关的师生们竭尽全力筹款，成功购置一架战斗机，取名“广州大学号”。3月3日，私立广州大学建校十七周年纪念典礼举行。没有庆典的喧闹，只有师生挺拔的身姿与赤诚的目光。广州大学训导长黄毅芸代表全校师生郑重为国献呈“广州大学号”战斗机。

这架凝聚着全校师生心血与热血的战机，是他们支援抗战的又一壮举。早在1939年，师生们便在香港举办慰劳游艺会，将2500元捐款汇至前线；1940年为一八六师捐款3000元购买药品，并奔赴粤北前线慰问将士。而此次独立捐献战斗机，更是将这份支持抗日的赤诚与实际行动推向顶峰。

阅读感悟

擦鞋少年的爱国赤子心

书中擦鞋少年吴威定的事迹最让我动容。广州八一三献金运动期间，吴威定背着擦鞋箱守在献金台旁，每做完一单生意，便将微薄收入悉数捐出。几分几角，是他整日辛劳的全部所得。短短四天，他往返献金台百余次，累计捐出70元——在物资匮乏的战时，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与富商捐金银、作家捐稿费不同，吴威定只有擦鞋谋生的手艺，却倾尽所有.战火年代，无数平凡青年如涓滴汇成江河；身处和平时代的我们，更应铭记这份朴素爱国心，心怀家国，脚踏实地，以少年担当续写新时代的爱国篇章。

广州中学 陆煊宇

烽火青春志，少年接力行

以前我觉得“家国情怀”只是课本里一个庄重而遥远的词。可读完《烽火青春》，我才明白，书中的青年，也曾是和我们一样鲜活、平凡的普通人。当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选择了站起来：以笔为枪，以声为号，以血肉之躯，为民族挺起了脊梁。

今天，我们虽不必再扛枪上战场，但学习的专注、困境中的坚持、每一次面对挫折的不退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书上那些年轻的眼睛，隔着岁月与我们对视，仿佛在说：替我们把路走下去，就是最好的致敬！

天河区侨乐小学 麦安妮

链接

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联合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出版的《烽火青春：漫话广州青年抗战风云》一书,以抗日战争时期广州青年的抗战历程为主线，精选12个真实故事，从声援募捐、文艺宣传、武装抗战三个维度，生动再现了广州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奋斗与牺牲。

书中既有血洒红花岗的“文总”六烈士、十万人献金大游行等群体壮举，也有师生捐战机、冼星海以旋律唤醒民众等个体担当——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故事，让尘封的历史可触可感，引导青少年读懂爱国担当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