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儿童剧团在广西柳州演出宣扬爱国（图片由AI辅助生成）

冼星海谱写《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图片由AI辅助生成）

本报记者 郑巧蓉 见习记者 李臻

编者按：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硝烟笼罩南粤大地，在最黑暗的时刻，一群青年挺身而出——他们以笔锋为枪、以歌声为号、以刻刀为刃，在烽火中挺起民族的脊梁。《烽火青春：漫话广州青年抗战风云》一书以“我们的笔锋，也是武器”，回望那段烽火岁月，致敬那些在至暗时刻用青春守护家国的青年英雄们。

抗战烽火中的广州儿童剧团

1937年8月起，日本侵略者对广州展开大规模轰炸，广州各行各业掀起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9月18日，广州儿童剧团在广州市立第五十四小学成立。团员有130多人，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9岁，年仅21岁的团长谈星是团中唯一的成年人。广州儿童剧团虽然成员年龄小，却活跃在抗日救亡最前沿：演出抗日剧目、到电台唱救亡歌曲、赴伤兵医院和难民营慰问……他们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只为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同仇敌忾，积极投身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20日晚，广州沦陷前夕，22名团员在谈星带领下告别父母，挤上撤离的列车。铁路被炸毁后，他们背着行李徒步前行，每天走十几个小时，晚上只能睡在路边。但每到有人聚集的地方，他们便拿出道具，教唱救亡歌曲。走过的山间树林里，处处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1938年底，剧团抵达广西，四年来走遍桂东、桂西南、桂北等地，走进军营、学校、工厂甚至偏远的少数民族村落演出。在刚被日军蹂躏的乡镇，孩子们在断壁残垣上写下“赶敌下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强盗”等标语。演出时，他们穿着统一的工人裤和黄衬衫，精神抖擞。《义勇军进行曲》振奋人心，演讲控诉激发愤怒，《流亡三部曲》令观众泪下，话剧《爸爸不要当汉奸》号召团结抗日，每到一处都引发轰动。

团长谈星不仅善于开展斗争，也善于开展思想宣传。在南宁，他看到失学儿童哼唱日文歌，便筹办抗战建国实验小学，唤醒当地孩子的爱国意识。虽然学校不到一年被国民党勒令停办，但抗日种子已然播撒。

1939年初，第四战区停止经费支持，剧团生活陷入极度艰难。孩子们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患病无钱医治。一年四季仅两三件单衣，冬天合盖一床薄棉絮。即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旧布置舞台、化装演出，从不退缩。

1943年底，国民党当局怀疑共产党操纵剧团，将全体团员秘密抓捕入狱。孩子们在狱中绝食抗议，用唱歌传递信息、写诗鼓舞士气。经过一年零四个月斗争，3名团员病逝狱中，最年幼者仅12岁，其余团员成功越狱。谈星因酷刑摧残，1946年在香港去世。团员中，有的加入抗日游击队，有的奔赴延安。

救亡报刊的舆论强音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向南蔓延，广州日渐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青年文化人积极响应抗日救亡的号召，以笔为戈，以刊物为阵地，发出“唤起农工大众齐赴抗敌阵线”“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武装保卫华南！”的救亡强音。

《救亡日报》是抗战时期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上海沦陷后，该报被迫停刊。1938年元旦，在周恩来指示下，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克服重重困难，在长寿路50号（今长寿东路333号）成功复刊。报纸以统一战线为旗帜，聚集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一批青年进步文化人士，成为华南抗战重要舆论阵地。

复刊号上，郭沫若发出“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的口号。后续刊载周恩来、叶挺、彭德怀等将领谈话及文化学者作品，形成强大的抗日舆论声势，发行量一度达1.2万份。

1938年5月，广州遭大规模轰炸，报社全员奔赴灾区采访。夏衍写下《广州在轰炸中》一文，以血泪笔触揭露日军暴行。广州沦陷前，报社坚持出版至最后一刻，撤离时沿街散发当天报纸，用最后的呐喊践行“文化不灭，民族不亡”的信念。

1937年7月，广州西湖路“斡庐”，100多名青年聚在一起，举行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发起人大会，宣告成立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虽在一周后被国民党当局解散，但在中共广东党组织支持下，大家决定以刊物继续发声。

8月14日，广州地区第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救亡呼声社宣告成立。8月21日，《救亡呼声》旬刊创刊，旗帜鲜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刊一年多，发行20多期，平均每期发行量1500份，覆盖广东及港澳地区，将抗日火种播撒到华南大地的各个角落。

岭南“画脉”的救亡精神

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广东青年美术家们以笔墨为戈、以刻刀为刃，将艺术创作与民族救亡紧密相连。

生于广州的廖冰兄是岭南抗战的漫画中坚。七七事变后，他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1938年加入武汉漫画宣传队，奔赴前线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同年，他在广州举办“廖冰兄抗战连环漫画展”，以200多幅抗战主题鲜明的画作震撼艺坛。

基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精髓，廖冰兄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图》，直白道出全民抗战心声。此外，他还与刘建庵、黄新波等合作创作连环漫画，举办“街头漫画展”，开设漫画壁报训练班，使救亡精神通过艺术教育薪火相传。

与此同时，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在岭南落地生长。广东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中心，涌现出李桦、黄新波、赖少其等杰出青年版画家。他们以刀代笔，在木板上镌刻出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1934年，李桦在广州成立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为岭南木刻运动的核心阵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木刻家们深入前线与后方，创作题材涵盖抗战场景、军民支援、揭露暴行等多个方面，成为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武器”。

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创作理念的岭南画派，秉持“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青年画家关山月、黄少强等打破传统国画题材局限，投身救亡创作。

1938年广州沦陷后，关山月辗转至澳门，将沿途所见难民惨状创作成长达7.6米的画作《从城市撤退》。黄少强在一·二八事变后创作《淞沪劫灰》《国难之秋》等作品，七七事变后深入湖南战地，创作《秣马砺兵》《饮马潇湘》等作品，其《抗战图》《骨肉流离道路中》堪称用血泪绘就的鸿篇巨制，激发人们抗日救亡的决心。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在日寇铁蹄践踏华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音乐，成为那个烽火年代里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特殊武器。1939年5月11日，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里，《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雄壮歌声响彻礼堂，全场观众无不热血沸腾。这首震撼人心的抗战壮歌，正是广东番禺人冼星海用音乐为武器，写给中华民族的抗战壮歌。

冼星海始终怀揣“普遍的音乐”理想——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而是要“救起不振的中国”的音乐。国难当头，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音乐活动和抗战歌曲创作。

1938年1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同年9月，广州市青委负责人黄书光在延安写下抗先队队歌歌词，请冼星海谱曲。冼星海心潮澎湃，仅用一天时间便谱好激昂旋律。“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这首歌瞬间点燃南粤青年的热血，成为凝聚全省抗日力量的嘹亮号角。

1939年3月11日晚，冼星海受邀聆听诗人光未然的诗朗诵《黄河吟》，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随后他废寝忘食地创作，六个日夜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舞台上的乐器虽然简陋，却让人感到千军万马奔腾在舞台上。一个月后，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台上台下一齐高唱，全场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很快，《黄河大合唱》传遍全国，前线战士们唱着它冲锋陷阵，后方百姓们唱着它支援抗战，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

阅读感悟

烽火护苗，信念不灭

烽火中，谈星带领广州儿童剧团，以演戏、唱歌、写标语等方式投身抗日。被捕入狱后的他受尽酷刑，却始终将伤痛藏于心底，竭力护住孩子们心中的信念火种。

百年前，这群少年以青春扛起家国危亡，今天，考卷已交到我们手中。我们虽不再直面炮火，却同样面临“抉择”——沉溺安逸，还是奋发前行？新时代青年当脚踏实地、苦练本领，在学习和生活中攻克难关，用所学所长传递微光。爱国不分年龄，担当不必等待。因为我们在属于我们的战场上，守护心中的信仰，捍卫这盛世中华，永不后退。

荔湾区西关广雅实验学校 陈濠

谱写民族最强音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没有钢琴，没有像样的乐器，只有几把旧提琴，甚至连吃饭的勺子、洗脸的搪瓷盆，都被用作打击乐器。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写下了《黄河大合唱》——那如黄河怒涛般壮阔的乐章，至今仍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这让我深深明白：真正的强大，即便是身处陋室、手中只有一把破旧的小提琴，也依然能用音乐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

白云区龙归学校 幸梓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