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先”队伍将抗日力量扎根乡村（图片由AI辅助生成）

奇袭新塘火车站（图片由AI辅助生成）

本报记者 郑巧蓉 见习记者 李臻

编者按：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在广州这片热土上，无数青年以“我们的脚步，奔向战场”的决然，用热血书写了抗战烽火中的青春答卷。《烽火青春：漫话广州青年抗战风云》一书以“我们的脚步，奔向战场”，再现了广州青年以脚步丈量信仰、以热血铸就青春回响的壮阔历程。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战斗岁月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浪潮中，广州青年学生奋起响应。1938年1月1日，在中共广东党组织号召下，广州八大青年抗日团体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并迅速成长为遍布全省的抗日先锋。

1938年1月的一个清晨，300多名“抗先”队员向广州郊外石榴岗进发，组织第一次军事露营。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山野间回荡。为期三天的军事露营中，“抗先”队员不仅学习游击战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积极开展军事演练。当轰炸广州的敌机还在天空盘旋扫射时，这群青年已毫不犹豫冲向街头，引领市民躲避，帮助抢救伤员。为防止日机夜袭，他们组成巡逻队，在黑夜里站岗，巡查汉奸。“抗先”队员还把文艺变成了抗日的武器，在街头搭起舞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经典剧目。1938年8月13日，广州社会各界组织规模宏大的献金运动。“抗先”队员们冲在最前面，带头献金，高声呼吁，共募集100多万元。

“抗先”成立后，积极同广州工人阶级建立联系。1938年1月和7月，“抗先”队员开展两次大规模下乡宣传，先后在广州近郊、顺德、南海等二十多个县建立了“抗先”支队和乡队部。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白天下田劳动，夜晚在祠堂宣讲抗日救亡。1938年，参加“抗先”的青年已有2000多人，队员遍及广州大中学校、工厂、农村。

广州沦陷后，“抗先”在党的指示下将工作重心转向前线、军队与敌后，33支战工队化整为零，分别到东江、西江、北江各县，组织发动当地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武装斗争。1939年3月，新会“抗先”队员在日军进攻时坚持战斗，直至城破才撤。7月，中山“抗先”队员协同地方武装，与日军激战，取得横门保卫战胜利。12月，清远潖江“抗先”队员发动数千乡民击退日军，俘获敌兵并缴获大量武器。

由于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的压制，1940年4月“抗先”被迫解散，但勇敢爱国的队员们并没有停止抗日的脚步。根据党的指示，他们积极转变组织形式，奔赴抗日前线，化整为零，在华南敌后战场继续点燃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共粤北省委将“抗先”队员分散转移至国民党军队及乡镇自卫团、壮丁队，借合法身份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

抗日战争中的“护干班”和救济总队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省各级中共组织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中共通过统战关系，在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组建了看护干部训练班（即“护干班”），并通过各方面关系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爱国华侨参加训练。

陈汝棠出身中医世家，后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他早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为共产党活动提供掩护。七七事变后，陈汝棠在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提议后，在广州组建了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招收大量进步青年接受训练。为加强学员思想政治工作，陈汝棠还安置了一批共产党员在“护干班”中担任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官和分队长等职务。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护干班”立即赶往前线，投入救护工作。次日上午10时，战况急转直下。日军兵锋直指增城，全城部队奉命撤退，此时日军坦克已从后方逼近。年轻的学员们义愤填膺，捡起遗落的枪支，抱着必死的决心，向日军追击部队发起猛烈射击，一度让日军前进的队伍停滞。枪林弹雨中，50多位年轻学员献出了生命，但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场阻击战毙伤日军30余人，为部队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1939年，广东省政府领到一份由盟国拨给的救济款，并决定以此款为启动资金成立全省救济总队，“护干班”正式升格为广东省救济总队。在党的部署下，一支约250人的队伍迅速组建，其中中共党员超过80人。他们继承“护干班”优良传统，在前线和敌后施医赠药、救济难胞、抢救难童。救济总队还以“救护”名义深入农村，通过开办民众识字班、抗日救护班等形式，吸引和团结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共产党组织也借助这支合法且深受民众欢迎的队伍，成功深入农村，发展党员，壮大自身力量，为后来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广州市郊的抗日传奇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发展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华南抗日纵队毅然承担起守卫中国“南大门”的重任。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在广州郊外的江河与密林间一南一北，相互呼应，创造了一系列以少胜多的战斗传奇。其中奇袭新塘火车站和建立西罗乡抗日民主乡政府两场战斗，尤为集中展现了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坚定意志与战斗智慧。

1944年10月，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决定对广州东郊的新塘火车站实施突袭。该站是日军在广九铁路的关键物资枢纽。行动当夜，队伍从油麻山急行军赶到新塘火车站。突击队分两路潜入车站。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和弹药一批，撤离前焚烧敌人仓库物资和营房，全过程不到半小时，全队无一伤亡。奇袭新塘火车站的成功，致使日军掌控的广九铁路交通瘫痪半月之久，永和圩日军也随之撤离，增城游击区得以收复与扩大。借此势头，东江纵队第四支队于1944年12月在增城成立。随后，增城东江以北首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于1945年1月在永和圩建立，推动该地区抗战进入新阶段。

1942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人之一邬强（化名）来到穗丰村宣传抗日。在他的影响下，先后有十多人参加独二大队。独二大队负责人之一张冠雄是队里的关键人物。1944年5月，为进一步巩固广州北郊抗日力量，独二大队决定在增城县西罗乡罗布洞一带建立根据地。同年8月6日，独二大队宣布成立西罗乡抗日民主政府，张冠雄任乡长，这是广州地区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民主基层政权。短短数月，这片山乡成了东江纵队的前线支点。可是在1944年，国民党别动队欲逮捕张冠雄。他奋起抵抗，身中七弹，牺牲时年仅25岁。张冠雄牺牲后，乡抗日民主政府也被迫停止运作，历时不到一年。但它的意义深远，飘扬在西罗乡的红旗，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

抗日英雄卫国尧

1944年，广州南郊沥滘乡，一支“扫墓队伍”正沿着山路行走。领头人衣着华贵，身后跟着几个打扮时髦的“少爷小姐”。这看似祭祖的富贵人家，实则是抗日勇士卫国尧带领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的战士们，精心策划的一场“擒虎”行动。

卫国尧出生在番禺县沥滘乡，少年时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1934年，21岁的卫国尧到日本求学，读到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从一个淳朴的爱国青年，转变为初步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1937年7月，他回国投身抗日洪流，并于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底，卫国尧回到家乡，建立向广州进军的抗日前哨。此时家乡被一伙人称“十老虎”臭名昭著的汉奸把持，百姓苦不堪言。卫国尧利用“留日学生”等身份作掩护，主动与“十老虎”接触。暗地里建立起秘密情报站和党组织联络点，渐渐把乡亲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经过一年多的潜伏，卫国尧摸清了“十老虎”的活动规律，并制定了“擒虎”的方案。翌年清明节，“擒虎”计划实施。战士们按照卫国尧的方案，伪装成扫墓队伍潜伏在墓地。当汉奸们放松警惕时，信号响起，枪炮齐鸣，汉奸们被战士们团团围住消灭。消息传开，周边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活捉“老虎”后不久，卫国尧被任命为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大队长，率领部队转战禺南一带。1944年7月25日，他率领部队准备攻打日军市桥据点。不料汉奸告密，队伍被日军团团围住。当时卫国尧正患疟疾，他不顾高烧和炮火，指挥战士们翻越山岗。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踉跄着倒下，壮烈牺牲。留在村里的战士，凭借茂密的竹林与纵横的巷道，与日军周旋了数个小时，日军冲锋未果，只好撤退。在这场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包括卫国尧在内的48名抗日勇士永远留在了植地庄。1956年10月，番禺县人民委员会、番禺县人民政府在植地庄塔沙岗上树立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并建造烈士墓。1993年8月，纪念碑被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阅读感悟

铭记历史，吾辈当自强

1938年，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广州八大青年抗日团体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他们在街头宣传，唤醒民众。我内心无限动容，他们不过与我们一般年纪，却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战火中的家国。

华夏的战火虽已远去，我们生于和平年代，却更应深知这份安宁来之不易。为民族幸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正是和平年代独属于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清华附中湾区学校 廖俪雅

烽火照羊城 少年续荣光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共三大纪念馆担任红色宣讲员时，我曾以为熟记史料便是读懂历史。读完这本书，我才真正感受到历史背后滚烫的青春力量。作为新时代红色宣讲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将铭记烽火青春，传承先辈初心，用心讲好羊城红色故事，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番禺市桥富都小学 魏馨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