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某小学“校园霸凌”事件持续发酵，舆论纷纷。为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国务院于2016年4月专门下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做出相关要求，但“校园霸凌”这一潜伏在校园中的“顽疾”却引发全社会的担忧。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应该天真、可爱的孩子成为“施暴者”？对于这一世界性难题我们该如何应对？预防“校园欺凌”又需何种良方？

采写：本报记者 周司琪何伟正 摄影：黄宇帆

超七成穗港澳青少年曾遭受网络欺凌

12月8日晚，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 ！》的文章开始在微信朋友圈等平台流传。文章作者自称北京中关村二小四年级某 10岁男孩的写道。

她在文中叙述称，儿子在学校被两名同班同学欺凌，其中一人堵在门口提出“我要开门看你的屁股”，别一人则将有厕纸、尿液的垃圾筐扣到孩子头上并嘲笑。事发后，孩子哭着自我清理，却未向老师报告；回到家说起此事时“抖成一团”、“嚎啕大哭”，并出现失眠、厌食、易怒、恐惧上学等症状，后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文中指出，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就被同学“骂侮辱性外号”。“我才知道，孩子遭遇了校园霸凌。”孩子的母亲写道。

该事件风波未平，近期又有媒体曝光“校园霸凌”事件。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称，16日下午，深圳龙华爱义学校12岁初一学生小梁（化名）遭到多名学生围殴，其间不仅被踹头、轮番殴打，还被逼下跪自扇巴掌。小梁称被打因曾举报对方收“保护费”，不敢再去上学。

近年来，“校园霸凌”频频发生，据教育部统计，仅2016年5月至8月期间，上报校园欺凌事件就有 68起。

据广州市青年文化宫、香港游乐场协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近日发布的《青少年网络欺凌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超七成穗港澳青少年曾遭受网络欺凌。

“以牙还牙”不可为正向疏导是良方

溺爱、模仿都是校园“欺凌”的诱因

叶女士是一名7岁孩子的母亲，对于儿子的“不寻常”行为，她显得颇为担忧。据其叙述称，因为丈夫喜欢打游戏，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对各类网络游戏都很熟悉。“喜欢玩僵尸、射击类的游戏。”

一开始，除了控制孩子玩游戏时间，叶女士并未太在意这件事，直到儿子在幼儿园将别的小朋友打伤才警觉起来。“家长和老师都来了家里，老师说我家孩子在学校很‘暴力’经常欺负其他孩子。”

那次后，叶女士留意儿子行为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儿子的嘴里总是冒出“砍死你”、“枪毙你”之类的暴力字眼，生气打人时下手也非常重。“可能就是受打游戏以及游戏‘教学’视频的影响。”叶女士称，自己偶然看到儿子观看的游戏“教学”视频，不少内容都不堪入耳。

因为这一原因，叶女士禁止儿子再玩此类游戏，也提醒丈夫不要在孩子面前玩。“希望以后能扭转过来，孩子现在的样子不是我想看到的。”

12月15日下午，由广州市青年文化宫主办，广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广州市青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青春议事厅•健康成长零欺凌”活动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举行。对于校园“施暴者”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12355广州青少年服务台相关负责人刘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刘刚看来，目前多数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对于孩子家长总是过度宠溺，从而导致任性、骄横等不良心理的产生。此外，学校一味追求成绩而忽视道德教育，也会导致欺凌的滋生，且出事又急于息事宁人。而社会方面，因为目前中国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青少年经常在网络、电视、电影上看到各类暴力行为，容易对其进行模仿。

欺凌行为没有赢家，双方都是受害者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副主任王嘉认为，欺凌事件中，直接受害者一定是受欺凌者。如果持续或长期遭受欺凌，会诱发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报告显示，无论是受害人或欺凌者，他们的抑郁、焦虑及压力指数均显著高于其他没有亲身经历欺凌事件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理状况更呈现轻微焦虑及中等抑郁，有时候欺凌者状况甚至比受害人更严重。

王嘉表示，在这次调查中她们还发现，网络欺凌者及受害人出现角色重叠，其中61.4%受访青少年既是欺凌者也是受害人，由此不排除有青少年采用“以欺凌回击欺凌”的方式。“希望各专业机构在开展‘防欺’‘反欺凌’服务的过程中，要关注受欺凌者、欺凌者、旁观者等多种角色，在开展预防教育的时候，要传达‘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免受欺凌，更要从自身做起，拒绝欺凌，绝不成为欺凌者’的信息。”王嘉说。如今校园欺凌事件中，有个别事件表现十分恶劣，对受害者除了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还有精神上的创伤。

小叶（化名）曾是一名受欺凌的对象，因为小时候家庭比较困难而被同学认为“好欺负”。“从一年级开始，班里就有同学会把铅笔削尖用来戳我。”因为父母工作忙，小叶未曾向其反应这一情况，就这样一直“忍气吞声”到三年级。“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发了火，与他们扭打起来。”

那一次的爆发惊动了老师。在老师向其询问原因时，小叶终于将以前的经历倾诉出来。也就是那一天，小叶做出一个决定，“我对老师说，我要当班长，我必须把自己变得优秀才能不被欺负。”

从那天开始，小叶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也发掘了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我觉得受欺凌的小朋友应该找一个方向，给自己一个支撑的力量，靠自己努力改变现状。”

受到欺凌后，我们应如何处理？来自学校的老师表示目前不少学校设置了心理委员、信息员，向老师反馈学生的情况，使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情况。“去发现这些问题很重要，然而主动帮其改变现状。”王嘉说。

作为一名社工，王嘉觉得支持与陪伴是面对欺凌时需要做的事情。她告诉记者自己曾接触过的一个案例。其案主想脱离一个群体从而受到群体的报复行为。“我并没有给他连接任何资源，而是在询问他自己的想法后，给予他支持、陪伴。”

现行法律急需改进 建立有效机制重预防

据记者了解到，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打造的“广州青年之声”平台近日也收到了不少关于“校园欺凌事件应对”、“欺凌行为预防”等相关问题咨询。“广州青年之声”平台负责人表示，“此类问题多集中在‘心理’板块，而青年之声也汇聚了100余位权威心理专家为用户解答相关问题，近期也有‘校园欺凌问题’主题的青年之声电台节目会播出，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广东省律协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青年之声导师郑子殷便是“广州青年之声”心理导师团队中的一位，他认为针对“校园欺凌问题”现行的法律有不少方面需要改进。

他指出，首先，《刑法》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必要的时候”以及家长应如何管教，缺少相关细则，应该进一步明确。其次，大部分校园暴力其实属于不良行为里的打架斗殴、辱骂他人，但送工读学校该项措施非法定强制措施，而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加之当前工读学校的规模正逐步减少，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很有限，工读学校的硬软件配置以及配套的管理制度等应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从未成年人出现严重不良行为到追究刑事责任之间，缺少缓冲的制度安排，要么追究刑责、要么只能学校纪律处分和责令家长加强教育，无有效手段和措施阻吓未成年人暴力伤害他人的行为。例如香港少年司警会进行训诫，而这种训诫是纳入个人档案的，当训诫达到一定次数时会追究刑事责任。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充分的调研推进相关制度的设计或落实。

而在针对是否该加大对施暴者惩罚力度的问题上，郑子殷指出不应该把焦点放在惩罚上，而应该加强预防工作和事后心理干预工作等。

对此，他提出几点建议：在学校方面，应加强法治教育与安全教育，提高预防能力。对学生开展赋权式的法治教育和体验式的安全教育，要有非常清晰具体的指引；其次，通过开设校园欺凌求助举报热线、整合现有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资源、增设驻校社工来提高发现监测能力。在职能部门方面，要明确处置机制与流程，明确区教育局是校园欺凌事件的主责部门，涉及未成年人受害人的案件由教育部门报备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机构，由学校依据欺凌事件严重程度分类处理、细化公安机关的训诫职责等；还可建立校园欺凌案件的研究数据库。最后，各方应给予受害者及时的心理修复。